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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阮刻年齡公羊傳注疏》出書
書名：阮刻年齡公羊傳注疏
所屬叢書：四部要籍叢刊·經部
出書社：浙江年夜學出書社
出書時間：2020年6月
【內容簡介】
《監本附音年齡公羊注疏》二十八卷，漢何休注，佚名疏，據上海圖書館躲清嘉慶二十年江東北昌府學刻本影個人空間印。
正經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紹興后期排印的《周易注疏》《尚書正義》和《周禮疏》，此后又陸續發行了《毛詩》《禮記》《左傳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品種，因為這些合刊本版式、字體分歧，又同刻于越州（今浙江紹興），故通稱為“越州刻八行注疏本”。越刻八行本教學場地是經注疏合刊的源頭，但是從現存的文獻記錄來看，此中并無《公羊》。繼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，盡管宋建刻十行本《公羊注疏》的原書已經舞蹈教室亡佚，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《公羊注疏》另有多部復本傳世（題為《監本附音年齡公羊注疏》），足以證明宋建刻十行本《公羊注疏》的存在（詳見李霖《宋本群經義疏的私密空間編校與刊印》第四章第一節）。此后明清兩代，《公羊傳》的經注疏合刊本都是從元刻十行本輾轉衍生而來。我們這次影印的清嘉慶刻本，內封題為“重八刊宋本公羊注疏”，其實與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其他年夜多數品種一樣，還瑜伽場地是依據元刻遞修十行本翻刻而成。
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是現代正經注疏匯刻本的集年夜講座場地成者，雖然遭到當時客會議室出租觀條件的限制，容有“淮風別雨，不以為善”之譏，但其校刻精細、體例謹嚴，允推歷代同類刻本中的翹楚。對于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左》之外的八經來說，阮刻本尤為不成或缺的通行本（即以《公羊》為例，后來的孫詒讓《年齡公羊傳注疏校記》、劉承幹《公羊單疏殘本校勘記》、japan(日本)杉浦豐治《公羊疏校記》均以阮刻本為重要校本，ja瑜伽教室pa共享會議室n(日本)公羊注疏研討會合撰的《公羊注疏譯注稿》也是以阮刻本為藍本，詳見刁小龍《〈年齡公羊傳注疏〉校點媒介》），是以我們決定繼續盡力，爭取用三年時間將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中剩下的八經都依照此前形制，陸續影印出書，使這部至關主要的經學叢書得成完璧，也盼望廣年夜讀者能小樹屋夠對此項任務繼續予以關注和支撐。
【阮元簡介】
阮元（1764～1849）字伯元，號蕓臺、雷塘庵主，晚號怡性白叟，籍貫江蘇儀征人，乾隆五十四年進士，先后任禮部、兵部、戶部、工部侍郎，山東、浙江學政，浙江、江西、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、湖廣總督、兩廣總督、云貴總督等職。歷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體仁閣年夜學士，太傅，謚號文達。他是著作家、刊刻家、思惟家，在經史、數學、天年、輿地、編纂、金石、校勘等方面都有著很是高的造詣，被尊為三朝閣老、九省疆臣，一代文宗。
【出書說明】
《監本附音年齡公羊注疏》二十八卷，漢何休注，佚名疏，據上海圖書館躲清嘉慶二十年江東北昌府學刻本影印。“年齡”在教學場地先秦時本為各國史記之通名，但在孔子據魯史記而修《年齡》后，此詞便具有了專指孔子所修之史書的特定含義。孔子能否修過《年齡》，后世或有歧解（洪業、楊伯峻即不信此說），但是自戰國以訖個人空間近代，年夜多數學者還是傾向于接收孔子曾修《年齡》的觀點。
子曰：“弗乎弗乎，正人病沒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可矣，吾何故自見于后世哉？”乃因史記作《年齡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據魯，親周，故殷，運之三代。約其文辭而指博。……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于為年齡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克不及贊一辭。門生受《年齡》，孔子曰：“后世知丘者以年齡，而罪丘者亦以年齡。”（《史記·聚會場地孔子世家》）
孔子修《年齡》所做的任務，司馬遷曾歸納綜合為“約其辭文，往其煩重，以制義法”（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序》）。但在屬辭比事的背后，自有個人評判的立場，即《漢志》所謂“因興以勝利，就敗以成罰，沐日月以定歷數，借朝聘以正禮樂”。因為被評判者往往是“有威權勢力”的“當世君臣”，假如將褒諱貶損之詞都書于竹帛，難免遭到報復傷害，所以史實雖然具于《年齡》，孔子對于史實的態度卻“不成書見”，只能“口傳門生”，于是“及季世口說風行，故有公羊、穀梁、鄒、夾之傳”。
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云：“《年齡古經》十二篇，《經》十一卷。公羊、穀梁二家。/《左氏傳》三十卷。左丘明，魯太史。/《公羊傳》十一卷。公瑜伽場地羊子，齊人。/《穀梁傳》十一卷。穀梁子，魯人。/《鄒氏傳》十一卷。/《夾氏傳》十一卷。有錄無書。”經與傳分別著錄，可見在西漢末，經文與傳文已各為卷帙，不過“《經》十一卷”后的班固自注“公羊、穀梁二家”應該惹起我們的留意。
沈鳳笙舞蹈場地師長教師指出：“漢初《五經》第一代年夜師，《詩》之申公、轅固生、韓嬰，《書》之伏勝，《禮》之高堂生，《易》之田何，都生于秦火之前，有的還是秦始皇的博士，年少學經，用六國文字書本。惟獨《年齡》的胡毋生、董仲舒、江公，生于文帝時代，沒有經歷秦火，其學聚會場地何人所授，其書本從何獲得，司馬遷、班固均不詳悉，其間史事必有闕漏。”《史》《漢》既然闕載，后人要清楚《公羊傳》成立初期的源流，就只能依據《公羊解詁序》疏文所引戴宏的說法：
“子夏傳與公羊高，高傳與其子平，平傳與其子地，地傳與其子敢，敢傳與其子壽，至漢景帝時，壽乃共門生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，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是也。”
也就是說，“《公羊傳》是公羊壽受先代口傳年夜義，由門生胡毋生寫成書本。它在晚周尚未成書，到漢景帝時才用漢隸寫定，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。”（沈鳳笙《從漢初今文經的構成說到兩漢今文〈禮〉的傳授》）
由《孔子世家》《漢志》可知，孔子修《年齡》時，《年齡》經是寫成書本的，而相關的傳則只要口傳，但是到了漢景帝之后，純粹的《年齡》經的書本已無從求索，人們學瑜伽教室習、討論的《年齡》經文都是依據公羊家、穀梁家寫定的簿本，這是因為“依經作傳，經文都被引述于傳文之中，亦即出于傳者口述。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二傳寫成漢隸書本，經文的絶年夜部門亦隨之隸定了。二傳字有分歧，故經文字亦有分歧，班固自注稱為‘二家’，不僅表白二傳經義有異，而引述經文之字也有異同”。盡管公羊家稟承的《年齡》經與《公羊傳》能夠在最後并未連綴為一書，但卻是由公羊壽和胡毋生一起配合同時寫定的，并且在文本上有直接而緊密的聯系，所以呂思勉《經子解題》云：“《公羊》一書，自有古私密空間學后，乃抑之與《左》《穀梁》同列，并稱三傳。其實前此所謂《年齡》者，皆合今之經與《公羊傳》而言之，……今之所謂《年齡》經者，乃從《公羊》中摘出者耳。”此說正可為班固自注做一注腳，而《四庫總目》提出的“《公羊傳》附經不知始自何人”的疑問也就可以解決了。
《年齡》三傳中，《公羊傳》最早興起，漢景帝時已立博士（但此時的博士還不是學官，無經學師法可言，詳見沈鳳笙《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》），宣帝時始立《穀梁》博士，平帝時始立《左氏年齡》博士。三家爭斗不已，但只要1對1教學《公講座場地羊》對時政影響最深，所謂《年齡》為漢制法，就是《公羊》學者援據經義以為漢制，所以終漢之世，《公羊年齡》都占據著主流的位置。“《年齡》之記事，固以《左1對1教學氏》為詳，然論年夜義，則必須取諸《公羊》。會議室出租此非偏主今學之言也。”（呂思勉語）《公羊》學在漢代長盛不衰，當時經師姓名傳于后世者即有數十人，惋惜相關著作年夜多散佚，保留至今且較為完全的只要兩種：一是率先完成《公羊》學師法的董仲舒《年齡繁露》，一是直接胡、董先師之說的何休《年齡公羊傳解詁》（《左傳》《穀梁》皆傳晉人舊注，惟獨《公羊》漢注尚存，此亦可見《公羊》學在漢代之位置）。
教學何休，字邵公，任城樊人，生于東漢順帝永建四年（一二九），卒于漢靈帝光和五年（一八二）。『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，精研六經，世儒無及者。』事跡具于《后漢書·儒林傳》。瑜伽教室他作《年齡公羊解詁》，“沉思不窺門十有七年”，不僅對經傳進行了系統的解釋（《四庫總目》說《解詁》“但釋傳而不釋經”，不確，段熙仲已駁之），“又以《年齡》駁漢事六百余條，妙得《公羊》本意。……與其師博士羊弼，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，作《公羊墨守》《左氏膏肓》《穀梁廢疾》”。其注經、用經、護經都有過人的成績，故《公羊疏》稱“何氏最存《公羊》”，呂思勉稱“今學家之書傳于后者，當以此（何氏《解詁》）為最完矣。清儒之治今學，其始必自《年齡》進，蓋有由也”。
魏晉以后，《公羊》學逐漸式微。這此中當然有《左傳》年夜行于世的影響，但更主要的緣由是經學開始向史學轉變，“王官學”與“家學”的精力皆趨廢弛。后一問題在錢穆師長教師的《孔子與年齡》中解釋得很明白：“所謂西漢《公羊》學家教精力，應該包含兩要點：一是戰國新興百家言精力，二是現代相傳王官學精力。而把此兩要點聯結起，尊奉一家言，把來懸為王官學，這樣便成了孔子《年齡》為新王創制立法的《公羊》學。……若既不尊一家言，又不重王官學，把西漢《公羊》家此兩種精力都放松了，此即成為后起之經學。其實這樣來研討古經籍，則‘經學’也只成為一種‘史學’了。”《公羊》學的式微反應在文獻上，就是連專門解釋何氏《解詁》的《公羊疏》作者的成分也確定不下來，或以為徐遵明，或以為徐彥，或以為晚唐人，或以為六朝人。今仍從佚名之說，其時代國別則當如段熙仲《年齡公羊學講疏》所考：“下不逮隋，上不過宋。則為南士當在齊梁以降，北人則在北齊之世矣。”
《公羊》經注本的初次雕版當追溯至五代時期。《五代會要·經籍》云：“漢干佑元年閏蒲月，國子監奏：‘見在雕印板《九經》，內有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四經未有印本，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。’從之。周廣順三年六月，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《九經》書。”《公羊》單疏初刻于宋景德二年（一〇〇五，日躲《公羊》單疏舊手本書前牒文、卷末銜名葉均署“年夜宋景德二年六月”）。這兩種刻本即是后世各種《公羊》經注疏版本的源頭，但均已亡佚（宋代以后出現的幾種《公羊傳》白文本，皆刪往何注而成，并非還有來歷），現存講座場地較早的經注本有《年齡公羊經傳解詁》十二卷附陸德明《釋文》一卷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紹熙四年（逐一九三）重建本、《年齡公羊經傳解詁》十二卷宋紹熙二年（逐一九一）余仁仲萬卷堂刻本（前者《釋文》獨立成卷，后者《釋文》散進註釋中），單疏本則有《年齡公羊疏》三十卷宋刻遞修本（存卷一至七）、《年齡公羊疏》三十卷japan(日本)室町末手本（據宋本傳抄，首尾完具）。
正經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紹興后期排印的《周易注疏》《尚書正義》和《周禮疏》，此后又陸續發行了《毛詩》《禮記》《左傳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品種，因為這些合刊本版式、字體分歧，又同刻于越州（今浙江紹興），故通稱為“越州刻八行注疏本”。越刻八行本是經注疏合刊的源頭，但是從現存的文獻記錄來看，此中并無《公羊》。繼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，盡管宋建刻十行本《公羊注疏》的原書已經亡佚，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《公羊注疏》個人空間另有多部復本傳世（題為《監本附音年齡公羊注疏》），足以證明宋建刻十行本《公交流羊注疏》的存在（詳見李霖《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》第四章第一節）。此后明清兩代，《公羊傳》的經注疏合刊本都是從元刻十行本輾轉衍生而來。我們這次影印的清嘉慶刻本，內封題為『重刊宋本公羊注疏』，其實與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其他年夜多數品種一樣，還是依據元刻遞修十行本翻刻而成。
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是現代正經注疏匯小樹屋刻本的集年夜成者，雖然遭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，容有“淮風別雨，不以為善”之譏，但其校刻精細、體例謹嚴，允推歷代同類刻本中的翹楚。對于“詩、書、禮瑜伽教室、易、左”之外的八經來說，阮刻本尤為不成或缺的通行本（即以《公羊》為例，后來的孫詒讓《年齡公羊傳注疏校記》、劉承幹《公羊單疏殘本校勘記》、japan(日本)杉浦豐治《公羊疏校記》均以阮刻本為重要校本，japan(日本)公羊注疏研討會合撰的《公羊注疏譯注稿》也是以阮刻本為藍本，詳見刁小龍《〈年齡公羊傳注疏〉校點媒介》），是以我們決定繼續盡力，爭取用三年時間將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中剩下講座場地的八經都依照此前形制，陸續影印出書，使這部至關主要的經學叢書得成完璧，也盼望廣年夜讀者能夠對此項任務繼續予以關注和支撐。
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蔣鵬翔撰于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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